新冠疫情在全球的蔓延，让体育产业受到了极大冲击，至今足球和篮球主流联赛仍处于停摆状态，降薪，似乎成了止损的重要措施。
尴尬的降薪协商
日前有一份关于降薪的“神秘文件”在各中超俱乐部流传，为什么说是“坊间”？因为这份文件不是由中国足协下发的，而是只在中超俱乐部之间传阅，“大概意思就是让我们看看，提出自己的意见。”相关中超俱乐部负责人表示。
这份文件有两份方案，其核心部分是“薪酬调整指导性建议”，无论哪个方案都把球员和教练员的减薪标准定在了“不低于30%”，只不过发放的方式不同而已。
但有些尴尬的是，这个征求意见文件在4月18日产生，到今天已过去7天，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共识，除了涉及面较大，众口难调外，这份文件只是倡议，并非强制性，俱乐部很难与球员教练谈。
这不禁让人想到CBA公司高管此前的降薪。4月14日，CBA公司官宣中高层管理人员将采取降薪15%-35%的举措，以应对疫情带来的冲击。同时CBA公司表示，希望以此次降薪为起点，带动全联盟友好协商降薪，减轻俱乐部运营压力，确保CBA每一个参与者平稳度过疫情。
CBA降薪太困难
可是和中超一样，CBA所谓的协商降薪也是一个伪命题。
首先，CBA并没有相关的规定来应对不可抗力事件发生时，对球员和教练工资的调整。而在欧美职业联盟之中，从劳资协议乃至国家法律，均有不可抗力导致联盟停摆时，资方有权降低劳方工资的规定，比如西甲联赛，俱乐部可以根据相关法律条款对球员强行降薪，大牌如梅西等只能主动降薪。NBA的球员工会虽然强势，但也不得不依照条款与资方就降薪的百分比进行协商，不管降多少，降薪是肯定的。
但在CBA没有相关的规定来应对突发事件产生后相关的降薪举措，官方也没有制定统一的降薪标准，“无法可依”让CBA公司只能通过先对高管降薪，以此带动各俱乐部降薪。俱乐部也只能与球员之间进行友好协商，并不能强制执行，至于协商的结果如何，恐怕很难尽如人意。
其次，CBA俱乐部收入构成不同。在CBA，像门票收入、电视转播、周边产品等产生的收入，对于俱乐部来说所占比重并不大，这也是CBA与职业化成熟联赛的差距所在。
而CBA俱乐部的收入主要是投资人的投入，而这个“投资人”有些是如北京首钢这样财大气粗的国企，篮球俱乐部的收入只占投资人产业的很小一部分，所以正常发放工资是没有问题的，也就谈不上降薪。辽宁男篮高层就明确表示，不会对球员降薪。
第三，球员工资结构不同。在CBA一些本土球员签订的是保障性合同，外援在度过了“试用期”之后也转成了保障性，深圳男篮的弗里曼因为疫情期间仍然留在中国，俱乐部为了表彰他的忠心还为其涨了工资，不可能刚涨工资就降薪，这显然有些说不过去。
在疫情期间，本土球员也没有耽误训练，大家在一起集训了三个多月，都在正常打卡上班，“全勤奖”没有，还要降薪，俱乐部很难跟球员开这个口。还有外援，像林书豪、威姆斯、莫泰尤纳斯等接到俱乐部通知立马冒着被感染的风险赶回，还度过了漫长的14天隔离期，对于这些外援降薪的话，会极大影响CBA的形象和美誉度。
俱乐部真正诉求不是降薪
其实最为重要的是，无论对CBA还是中超，球队的根本诉求不是降薪，降薪也不会解决俱乐部的根本问题，尽快确定开赛时间才是关键所在。
一些CBA俱乐部负责人表示，希望能够尽快有一个“打”还是“不打”的时间表，或者说如果开打，究竟要不要使用外援。“外援工资非常非常高，几乎占了俱乐部一半工资，如果早早止损，每家俱乐部至少能省下3000万左右。单纯通过球员降薪来解决这么多矛盾根本不可能，球员自己练得也迷茫。”一位俱乐部负责人抱怨道。
林书豪也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，CBA迟迟没有确定重启的时间，让俱乐部有些进退两难，“我们要等到6月才能决定是否能在7月进行比赛，现在仍处于困境中。”
正是因为各种不确定，如今威姆斯、琼斯、弗里曼等外援已经回到美国，未来究竟能不能再回来，回来之后还是否会进行14天的隔离期，而一些球队也相继放假。这其中传递出来的信号已经不太积极。
辽宁男篮俱乐部总经理李洪庆建议，CBA重启的话可以使用全华班。他的这一提议被纳入了CBA重启方案的考虑范畴。
然而，俱乐部希望CBA公司做出的明确重启时间和指导意见，至今仍然不见踪影，所有人都只能继续无尽地等待下去。
